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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1年，当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时，面对愤怒的欧洲财政高官，时任美国财长约翰·康纳利留下了一句傲慢至极的名言：“这是我们的美元，却是你们的问题。”
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著名的经济学家肯尼斯·罗格夫(Kenneth Rogoff)在其著作中指出，历史上主要储备货币(如西班牙比索、荷兰盾、英镑)的生命周期通常为一到两个世纪。
按此尺度，美元正值“中年”，然而，这台全球最庞大的金融机器，正被其自身的运行规律推向多极化的黄昏。要理解美元的未来，必须先看清操纵它的三条底层规律。
美元之所以能成为全球锚定物，是因为它能为其他国家“进口”宏观经济的稳定性。
然而，任何试图依靠美元走捷径的国家，都会触发宏观经济学的“蒙代尔不可能三角”：
一个国家无法同时实现：固定汇率、资本自由流动、独立的货币政策。
长期以来，从拉美的墨西哥、巴西，到中东的黎巴嫩，无数发展中国家为了稳定本国经济，选择将本币盯住美元(固定汇率)，同时为了吸引外资开放了资本市场。
根据“不可能三角”定律，它们必须彻底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。
这意味着，一旦美联储为了应对美国国内问题而激进加息，这些国家无论本国经济多么疲软，都必须被迫跟进加息以防止资本外流。
这种政策的极度脆弱性，在19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。
为了在“不可能三角”的夹缝中求生，全球经济体演化出了“东京共识”(一种介于完全自由与完全管制之间的折中模型)：实行管理浮动汇率，同时在中央银行囤积海量的美元资产(主要是美债)作为风险缓冲垫。
这个规律导致了一个结果：全球越动荡，外围国家对美债这种“安全资产”的需求就越饥渴，美元的向心力就越强。
规律二：美元发行国的“特里芬困境”与吸毒式特权
全球对外债(美债)的这种饥渴，赋予了美国无与伦比的“超级特权”(Exorbitant Privilege)。
作为全球唯一的信用中间商，美国拥有近乎无限的低成本融资能力，能够通过印钞来向全球转嫁危机，并挥舞金融制裁的重棒。
但这触发了更深层的运行规律——“特里芬困境”(Triffin Dilemma)。
历史上，传统的特里芬困境是指：美国必须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以满足全球贸易，但这又会侵蚀美国的黄金储备，动摇美元信心。
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，罗格夫提出了“现代特里芬困境”：
全球对美元资产的无限需求 对上 美国自身总偿债能力又是有限的矛盾。
正是因为全球(特别是实行“东京共识”的国家)都需要囤积美债作为安全垫，美国得以在过去几十年里享受超低利率，并陷入了一种“借债是免费的”危险幻觉。
全球对美元的信任，变成了一剂高纯度毒品，倒逼华盛顿不断借新还旧，疯狂推高美债规模。
规律三：非对称竞争与华盛顿的内部瓦解
长期以来，美元的统治力不仅靠主动巩固美元霸权的政策，更靠同行的衬托。
罗格夫梳理了近几十年挑战者的宿命：
苏联：在冷战后期因失去增长和创新动力而退出竞争。
日本：1980年代经济总量直逼美国，但在1985年《广场协议》的非对称压力下被迫让本日元大幅升值，最终刺破了国内的资产泡沫，陷入长期停滞。
欧洲：虽推出了欧元，但受困于结构性危机、高通胀和内耗，目前无力挑战。
中国：人民币国际化还在路上。
在外部缺乏绝对颠覆者的非对称格局下，美元真正的死穴，在华盛顿内部。
随着美国债务占GDP比重预计在2054年飙升至166%，一个可怕的拐点已经出现：在2024年，美国的海外净负债(Net foreign liabilities)从2010年的GDP 17%暴涨到了GDP的71%，美国海外负债的总额正式超过了其海外资产的收益。
这意味着美国不仅在透支未来，还在透支全球投资者的底层信心。
更糟糕的是，作为美元价值终极担保的“美联储独立性”，正在受到美国政治极化、两党轮番施压的严重侵蚀。
如果财政赤字彻底绑架了货币政策，导致美联储无法有效遏制通胀，全球对美元的“信仰”将瞬间崩塌。
美元的最高地位在短期内不会因为某一个对手的崛起而突然暴毙，因为全球还没有第二套系统能承载如此巨大的资本体量。
但美元正在无可挽回地遵循其内在规律走向“平庸”。
总结：
未来的世界将更加多极化，美元依然会留在王座上，但那将是山中无老虎的境地。
当美元的潮水最终退去时，全球金融的稳定性将随之剧烈摇晃。
但目前美元指数仍然非常强势，甚至将在非常长的时间维持下去，而且之前文章讲过，从偿债角度，影响美元强弱是看GDP增速与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关系，如果美国能保证GDP增速上涨并且压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则从偿债角度并无法法看空美元。
目前美元指数的拐点可能更多是地缘拐点或者美股的拐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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